1948年4月的重庆，嘉陵江雾气尚未散尽免费配资开户，一间不起眼的书店却已被特务团团围住。门一推开，任达哉、陈柏林等人猝然落网，这便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处长出手后留下的场景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被捕者中最先低头的，正是这家地下党联络点的实际负责人——任达哉。行刑室里刚绑上皮绳，他便劈头一句：“我说！我全说！”自此，重庆地下党的防线出现第一道口子。
任达哉供出的一串名字里，一位“刘处长”格外醒目。刘国定，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，行事低调，却手掌情报网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他会在同年夏天自觉踩进圈套。逮捕时他身边并无护卫，也无反抗，像是深谙军统套路般，任由特务将手铐卡在手腕。讯问仅一夜，他便配合得让人咂舌，先是口供详尽列出骨干，再亲自领着特务满城搜捕。对徐远举来说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，对地下党而言，却是晴天霹雳。
当时的西南特区“一山二虎”。徐远举名义上是区长，却有个不肯安分的副区长。两人时常为了“功劳簿”红脸。周是毛人凤侄女婿，靠裙带坐上督察室主任，手里却没几分真权。气头上他逢人便说：“有人抓几个学生就邀功，算什么能耐！”这句话传到徐远举耳朵，火药味愈发浓重。毛人凤被吵得心烦，索性让沉寂在昆明的老部下沈醉返渝当和事佬。
沈醉到达重庆那晚，乌云翻滚。席间推杯换盏，他就先让徐、周二人你一杯我一杯，从嘴上交锋变成举杯言欢。酒过三巡，看似云开雾散，实则都存私心。周养浩想借机捞权，徐远举想独占功劳，而沈醉算盘打得更细——他在云南苦寻不到党组织，盼着把“能人”刘国定带去“指路”。酒桌散了，他当即提出要见这位“中校”。
第二天上午，临江的一处小别墅里，刘国定被押进办公室。新制军装、发油光可鉴，他却一脸怯懦。见屋内三人，他啪地立正敬礼，帽檐差点磕到鼻梁。沈醉微微侧身，目光里含着一丝冷嘲。短暂寒暄后，刘国定被问及云南地下党情况，他支支吾吾：“只见过面，联络点在哪真不清楚……到了昆明，或许能碰见吧。”这般应对让在座三人心知肚明：此人价值有限。沈醉给了徐远举一个不用再演下去的眼神，后者抬手示意：“出去！”
门口的刘国定再度立正，左右不分地向后转，那僵硬滑稽的动作让沈醉差点失声。等人一走，屋里只剩一阵冷笑。周养浩摇头道：“这种人，也配穿中校？”徐远举却不介意：“傀儡嘛，挂点花不碍事。”当晚，三人又喝了两杯，表面风平浪静，暗地却各打算盘。
没过几周，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枪声撕裂夜空。铁门砰然合拢，江姐等人押解至刑讯室。竹签刺过指甲，辣椒水灌过咽喉，江姐始终咬紧牙关。沈醉在场，他承认心底凛然：“那是见过的最硬气的女囚。”徐远举转身嘀咕，“这人，厉害。”刑具无功，他想起召来刘国定试试。叛徒进门时已谄笑满脸，他把徐远举丢来的香烟捧若至宝，“处长找我？”一句尾音上扬讨好之极。劝降未果，刘国定灰溜溜退出，背后再次传来低笑声。
从此以后，重庆地下专案审讯室内，常见刘国定忙前忙后。他献策辨认字迹、指认暗号，甚至亲自押着曾经的同志去指街口、认交通站。留下的供词像落叶般铺满桌面，也让地下党组织数十年的根基遭受重创。到1949年冬，解放军兵临嘉陵江北岸，白公馆与渣滓洞关押的300多名革命者不断遭到迁移、折磨。27日深夜，特务们纵火灭口，大火与机枪一同吞噬了上百条生命。其中没人见到刘国定的身影，他早已由西南溃兵一路南窜，跟着败退大队席卷到海南，又悄然从汕头登船远走。对于昔日战友的血，他可能从未回望。
三年后，上海西郊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，战犯整天带着号牌“刷马桶”“刷痰桶”。劳改间隙，耳边偶尔能听到最新战事或政局消息。一次集合，周养浩远远看见人群中有个熟面孔，那张脸顷刻把他拉回重重烟雾的山城——正是刘国定。只不过此刻，这位昔日的“中校联络官”已换上囚服，头发修得短短，目光闪躲。周养浩暗暗摇头，扭脸对沈醉低声道：“瞧，他还敢抬头。”沈醉沉着脸回答，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这两位大特务都曾投靠南京政府多年，连他们都不屑与之为伍，可见刘国定的声名狼藉到了何种地步。
关于刘国定同袁农的对应，坊间传闻从未断过。两人共同点数也数得出来：同在重庆地下党担任要职、同于1948年被徐远举捕获、同样戴上国府军装公开劝降，还都在1950年前后被关进功德林。电视剧《风筝》给袁农安排的结局是于1951年在狱中自缢，编剧显然不愿替这类人物留尾巴，更不想让他跟“真英雄”同框。现实里的刘国定，没有鲜明定论，有说1950年被枪决，也有人称其被长期关押后病亡。档案里记载颇少，却丝毫不影响后人对其投去不屑目光。
刘国定的急转直下或许能用一句话概括：信仰不坚，恐惧压身，贪恋富贵。可一旦脱离纸面，再看那座城中的斗争烈焰，会发现他绝非孤例。山城解放前半年，被捕的百余地下党员，有的在石板路旁慷慨就义，有的与战友互相搀扶着躲入暗道，也有人像他那样把枪口转向昔日同志。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，最终被特赦的国民党特务里，真心悔罪者寥寥，更多人躲在集体之中，混淆是非。但对正处于白色恐怖中的共产党人而言，哪怕有一个松口，都可能是一串生命的代价。
有意思的是，电视剧里对袁农的塑造并未完全丑化，而是给了他复杂性：他有能力，有情义，关键时刻却选择了活命。剧本没有明说他如何被策反，却借“火海生还”留出想象空间。很多观众不解，为什么同伴都死了，他还能完好无损地走出渣滓洞？如果代入刘国定的经历，答案呼之欲出——不是被救，而是自己打开了那扇门。
资料显示，刘国定被捕时年仅31岁，而与其对垒的江姐比他还小两岁。两人不同的抉择，让一个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，另一个却被后人视作污点。史料里甚至提到，战后在功德林与刘国定同狱的军统要员，把他当笑柄取乐，有人故意吆喝：“地下市委书记，给大伙儿分一碗汤！”每当此刻，刘国定只能陪笑。尊严对于叛徒来说，早已在拷问室里散成了灰烬。
回头思量，重庆地下斗争之惨烈超乎今日常人想象。从三三一惨案到大轰炸，从白公馆、渣滓洞到中美合作所，死难者成千上万。面对血泊与电刑，意志脆弱者一朝转身，便把队伍撕开口子。抗战胜利后，国统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，特务机构职能激增，西南特区与督察室的内斗却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地下党喘息机会——庞杂的情报系统彼此掣肘，常常错失良机。遗憾的是，刘国定的出现让这一罅隙合拢，使许多战友付出生命代价。
电视剧《风筝》中，郑耀先一句“绝不原谅叛徒”，道出了当年无数红岩烈士共同的情感。在铁窗与酷刑面前，有人保持昂首，有人低头屈膝。多年的史料翻阅表明，重庆地下党真正坚持到底的烈士，比影像里更为惨烈，也更值得后人敬重。至于叛徒的名字，人们往往提一句便哂然作罢，这大概就是最深的贬斥。
同一座城市，同一段岁月，不少人提起“袁农”或“刘国定”，总爱追问：“他是怎么逃出来的？”答案或许早已写在特务档案和法庭判决之中，只是尘埃太厚，遮住了真相。无论如何，山城的雾最终散去，灰烬遮不住血色，狱墙之外的晨光终会照进密室角落。惨烈与背叛皆成往事，经历过的人尚且健在的已屈指可数，但那一声“处长找我？”里的卑屈，仍像钉子般留在记忆深处，提醒世人：信念动摇时，灵魂最易折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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